城里人与村里人间的感情从未如此敏感。城市化浪潮下，城乡的鸿沟没有变小，而是慢慢的变大。乡村已被抛弃了吗？是我们变了还是乡村变了？新浪新闻和来自31个省乡村的记者，一起记录我们的乡村正在发生的变化，观察乡村走向何处。

  “现在大家都在把户口移回农村，我是公务员，明令禁止迁回户口，不然我早就移回去了！”大年初四下午，从厦门岛内回岛外渔村过年的王默(化名)说。

  渔村的人正在拼命往外跑，而城里的人却在想法设法重回渔村。这正是当下我所在的厦门渔村的真实写照。

  我的村庄位于厦门岛外翔安，是一个海滨半岛渔村，曾经很贫穷，而且交通不便。

  然而，2010年，翔安隧道——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建成通车。进岛，只需20分钟。

  纵横交错的道路建起来了，大量工厂拔地而起，旅游业开始发展，与此伴随的则是渔村的海蛎养殖滩涂和各类养殖虾池被征收。

  “这里要发展海洋旅游业，我们的海地都没有了，大部分渔民和养殖户被赶上了岸，除了考上大学就业外，很多年轻人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。”村民林大妈说。

  也有村民从外地买一些海蛎来，撬出海蛎肉，再把海蛎肉卖给小贩挣点钱。内海的渔业资源在一天天的减少，但仍有部分老渔民坚持下海谋生。“现在海里捞上来的东西很贵，但是数量慢慢的变少了。”一位老渔民说。

  早在七八年前，就有一些人看中了翔安的发展的潜在能力，通过种种渠道在村子里买土地。非本村户口，但与村子有渊缘的人，如嫁出去的女儿、早期把户口移到城区的“前村民”，都想回家搞一两块地建房子，甚至有一些投资者和村民合作，大批量收购土地，整体规划分块后，再卖给其他村民建房。

  十几年前，村民老林为了让孩子读书，捐了不少钱，才把两个孩子的户口和学籍转到城区。不过，几年前，他又把户口迁回来了。一种原因是村里征地能分到钱，另一方面是村里土地和房产的潜在价值，使得农村户口升值了。

  在渔村长大的林女士，今年48岁，目前是岛内一公司的部门经理。二十多年前，她工作和结婚，在厦门岛内安了家。那时候，从岛内回到渔村，大伙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  过年时，她回到渔村，四处打听卖地卖宅子的消息，准备做一番投资。她说，现在比较纠结的还是户口问题，怕即使买了房子或土地，没有户口，投的钱可能会打了水漂。而要拿到农村户口，有种种限制，比她当初进城还难。

  由于旅游项目迟迟没有进展，半封闭的区域位置，使得渔村陷入了一种“四不像”的窘境：既没有大量外地人，不是城中村，也早已不是原本的渔村。

  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都去厦门岛内拼搏，但他们往往面临令人无奈的现实：在厦门岛内安家，要是买一平米三四万元的一手房，那可能要40年。

  隧道的开通，让“上班在厦门，睡觉在渔村”成为现实。小林是厦门软件园一投资公司的产品经理，前一阵子，他用自己工作3年的积蓄，买了一辆小车，20分钟可进岛。他感觉，与在岛内租房、吃饭相比，在家更方便一些，总体的费用其实差不多。（林彬彬）

  无终园，这里是三条路(长城大道、商贸街、渔阳南路)围成的一个小三角，天津蓟县当地老百姓习惯叫它“三角地”，穿过渔阳南路，就到了城里。

  杨园子的村口，正对着无终园。今年88岁的赵芳(化名)，14岁嫁到杨园子。 “她每天都去无终园聊家常儿，村子里的人她没有不认识的。”赵芳的小孙女张月月(化名)说。

  月月今年28岁，已经定下这个春节后结婚，用她的话说，“村里我们这一拨儿(年龄相当)的人挺多，但挺奇怪的，几个女孩，不论是出去打工还是在外上班的，都嫁出去了，男孩儿却都娶不上媳妇儿。”

  赵芳说，村里适婚年龄的小伙子，娶不上媳妇的将近有20个，村东张家有两个儿子，都还没娶过媳妇儿。

  “男女比例失调，男孩太多，农村重男轻女，好几个都是看了B超是女孩就做掉。”月月的婶婶说。

  “现在娶媳妇你要有楼，村里的这些房子不算，要有城里的楼、有物业、有集体供热，还要有辆小车。”88岁的杨芳一点儿不显落伍，时下年轻人的择偶要求她清楚得很。

  2010年前后，蓟县的新城开始规划建设，城西以津蓟铁路为界，划分了老城和新城的范围，铁路以西的板桥、上闸、下闸和三岗子的一部分都在新城建设范围内，而杨园子、杨各庄等都在划在老城范围，不在拆迁范围内。

  以20年前从杨园子嫁到板桥村的张淑英为例：2013年，她家有两个孩子，共4口人，拆迁后分得两套新城的楼房，还有补偿金近70万。

  月月说：“在我们眼中，表姑姑(张淑英)他们已是城里人了，有车有楼房。虽然我们离城里更近，就隔着这条街，但仍算农村。”

  2010年前，月月每年和父母去表姑家，只需跨过村西的铁道，沿着稻地旁的小路走10分钟就到了。

  今天，站在新城C区的门口，我望着不远处的杨园子，却再也找不到月月说的那片稻地和乡间小路。

  村与村也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村有产业收益，到了春节，村里按照人头分钱。“今年西南隅村每人分2000元，张庄有一个农贸市场，村民每人分4000元。”月月细数着说。

  “普遍受教育程度低，读书的孩子少，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拆迁和村里分钱。”年近50岁的淑芬(化名)在县城里当老师，娘家是杨园子。

  “关于我们村要拆迁的传言，已经传了十几年，现在就指望修路搬迁或棚户区改造了。”月月说，还是希望早点儿拆迁，能住进楼房。（阿波）

  “这些地，迟早也得没。”作为农民，62岁李俊伟不愿失去长粮食的土地，但当土地上的吃食不能再变成经济收入后，他等待有一天，地能被征走、变现。

  正月初七，春寒未过，李俊伟站在长满杏树的地里。9亩长条地往南不到30米，紧挨着京藏高速。阴山脚下，他生活了半辈子的代州营村，位于呼和浩特市北部。二环路将村子分成两个部分。南边是民居，这些年，村里盖起了6层甚至更高的楼房；北边仍是农村，敞阔的田地，低矮的平房。

  撕去地上的一块塑料地膜，今年春天，李俊伟打算留出一小片地，种些黄瓜、豆角。不为了出售赚钱，只为一家四口和亲朋能吃上些自己种的新鲜菜。

  “连种的杏，都不是为卖钱。”五六年前，在城里当木匠的李俊伟扔掉了手里的木工活，回到村里，买了5毛钱一苗的杏树，齐齐整整栽了9亩。他不忍心看着土地被垃圾包围，变成荒地。

  “我爷爷说，农民还是不能没地”。李俊伟守着这句祖训，即便成年后学下木匠手艺在城里打工，每到秋收时节，都会回到地里。李俊伟记忆里，几千斤粮食打下来，可以供弟兄三家10多口一年的生活。

  李俊伟说，李家本来有希望成为城里人的，解放前，他的爷爷在呼市区置下一处房产，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被占。“所幸爷爷没把村里的房和地撂下。”李家举家又搬回老家代州营村。

  李俊伟家的地被征是2012年。村西头他家的地被征用了两亩多，“说是政府征地，后来建了个工厂，我家拿到十几万元的补偿”。

  这是李俊伟第一次失去土地。签完补偿协议后，李俊伟想起爷爷的话，“心里有点不好受”。但看着协议书上的钱数，还有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大学生女儿，那些“不好受”又瞬间显得微不足道。

  之后，他从打工族的身份回归农民，在剩下的地里栽上了杏树。除了“守住这片仅有的土地”外，李俊伟还有另外的打算，“将来这片地要是被征了，除了地算钱，地上的作物也给钱”。他按现在的标准算了，能有上百万。“我一农民，靠种地，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”

  几年前，李俊伟家从老宅搬进村里盖的新楼，但他仍心疼奋斗了半辈子盖起的院子，“全租给了外来人”。可他更心疼大学毕业的女儿，“孩子想住楼房”。

  起初，他不太适应楼房的生活，“种树用的锹、镐没地方放，腌点咸菜没几天就因为太热，全坏了。”大院里的土坯老房他没拆，那是父母留下的，他舍不得。

  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9亩地里。去年，村里有干部来家里商量征地，“各种协议上签了好几次字，最后也没明白这地到底谁征，征去干啥”。李俊伟索性再不签了。一来，他在等待征地用途和补偿的明朗；二来，这些地，他想守得更久一点。(王文刀)

  盘锦素有辽宁的“南大荒”之称，是稻米的重要产区之一。我的老家在辽宁盘锦胡家镇刘家村。胡家镇不仅产水稻，还产绒鳌蟹。

  村庄里的房子，差不多都是镶着亮白瓷砖的楼房。过去十年里，这是每一个富裕体面农家的标配，也是儿子娶媳妇的必备条件。如今，大房子里住着的多是中老年人。

  “国家给农民的政策慢慢的变好，有土地补贴，现在又全是机械化，省了不少力气，比以前不知好到天上去了。”我家年近60岁的小叔说。去年，小叔要承包180亩地，却遭儿子强烈反对，最后谁也没说服对方。

  “以前雇人插秧、割稻，一亩地要300多元，现在机械操作，只要100元。人力成本就节省了三分之二。”堂哥段彪说。他40岁出头，脸膛黝黑，多年务农让他对农村账目了若指掌。“用机器，100亩地，不管插秧还是收割，两天都完工。”

  “种地仍是薄利润的产业，农民还是摆脱不了把自己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命运。”小叔家的堂哥说。他曾在城里有一份建筑设计相关的工作，后来辞职，搞起水产养殖。

  这一幕，可谓年轻人与父母一辈观念冲突的缩影。但也有例外，段万涛，今年25岁，在村务农已有5年。在大批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代，他选择了留乡种地，可算是个“逆袭”。

  “我妈妈那时候，一个百米大棚，要10个人也忙活不过来。”段万涛说，“现在我一个人就能管理5个大棚，明年打算再增建5个，小番茄的授粉、打叉、绑秧，都雇人来做。”

  如今，大棚的卷帘升降、温度监测调控等都实现了自动化。“现在的农民不再和以前一样，总是被贴上落后的标签。”段万涛说，现在的农业比以前更讲究科学，小番茄的种植技术管理，也有专家定期上课，“没文化可难听懂啊”。

  “不比在城里工作的同学挣得少，有些同学也很羡慕我。”段万涛说，相比管束诸多的办公室环境，做农民要自由很多。这几年，小番茄卖得好，除去人工费用，一个大棚能赚到2万元。

  他看到有朋友开微店，淘宝店，他着急想做，但力不从心。“经营一个网站要花费很多精力，而且很难打出名声，让人信任。”他也羡慕国外的农场，一个人能承包几百亩地。

  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时代到来，大量年轻人逃离农村，段万涛觉得，其实这也是好事，“当农耕被大量机械代替的情况下，农村或许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。”他说，“这也是一种变革，而不是外界唱衰的那样。”(余臣子)

  “在家闲不了多久了，过了正月十五，连队就会通知给土地放水，我们要回去干活了。”初七午后，在阿拉尔市的妈妈已在叨念马上就要来临的春耕。

  初冬，家里的棉花捡拾完后，忙碌了一年的父母会从相距约10公里外的连队，来到市里生活。开春，又得开着称得上老古董的拖拉机开始耕种。

  我的家乡位于新疆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团十五连，是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北岸阿拉尔市较近的一个农业连队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描绘的就是这种景象。这里以棉花和红枣为主，每名承包户都有数十亩的土地。我家就固定承包了近50亩棉花地，母亲一种就是21年。

  “20多年前，连队也很穷，全都是土路，想去市里需骑一小时自行车。”妈妈说，年轻时，她很羡慕那些能在团部居住的人，光鲜又轻松。

  曾让母亲向往的阿拉尔市，在尔语里是“绿色岛屿”的意思。2004年1月挂牌成立，由自治区和兵团双重直辖，师市合一。如今，在新的小区中，母亲又和许多老同事比邻而居。数条公路通车，从连队来往市区不再像往日那样折腾。

  相比新家，连队里，一到冬天就安静至极，偶尔几声犬吠声。今年春节，在位于连队中央的一排砖瓦房子中，我发现6户人家有5户大门紧锁。“我也在市区住，这不开春了，来把房子打扫一下，一个冬天没管全是灰。”今年45岁的李淑琼说，她家在连队也有百亩棉花地。

  “我在这里住了快30年，真的舍不得，以前这个连队热闹得很，虽然都是土块房子，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，吃完后出来谈天说地，亲切。”今年68岁的村民周女士说，她的女儿儿子一家也在市区，但她不想走，怕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，“到了城里，楼住的慢慢的升高，但那份人情味好像慢慢的变少”。

  “这几年，连队的经济效益慢慢的变好，团里给职工在市区建了保障房，90%的职工都住上了新房。”十团十五连党支部书记潘国清已在这里工作了7年。他说，“早在保障房开建前，就有50%的职工自己在市区买了商品房，只是这两年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明显而已。这使得更多的职工，不再局限于一个连队中。”

  “连队人少，恰恰说明这几年大家都富裕了。退一步说，到了春耕季节他们又都回来了，这个连队不会荒芜。”潘国清认为，人不能一辈子总套在一个固有的圈里，能走出去，就是一种变化。(段小利)

  “当初为进城打拼，把老家的耕地包给别人了，没想到现在是这样的结果。”说这番线岁的老爸有些感慨，如今他退休在即，而重新从城市回到村里，租一块地来种，却成了老爸新的期许。

  我老家但店村，隶属鄂中地区一个二线城市，大别山造就了起伏的丘陵地貌，长江的诸多支流从这里经过，山村多依山傍水而建。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与爷爷奶奶一同生活在山村之中，每天早上看着爷爷奶奶喂鸡、挑水，给地里的蔬菜施肥，这一度让我产生了对农村茅厕的恐惧。因为当时大小便都是木桶里，第二天奶奶便挑着两个木桶，晃晃悠悠的带着我到菜地里，给蔬菜施肥。

  这些“天然”肥料生长出的作物，如今看来，那是绝对的绿色蔬菜，当时却只记得挑粪施肥的场面。

  这些回忆，父亲与我共有，但这样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。随着父母调到城里工作，农村从我的生活中淡出了——我随着父母与爷爷奶奶一并去了城市。家中的两亩耕地，从此荒了下来。

  奶奶与耕地是有感情的，毕竟这是她曾经相依为命了大半生的土地，也正是这块土地，养育了一家六口人(奶奶有四个儿子)，因此，虽然荒着不种，但也没想到转手给他人。

  回想起来，这也是耕地抛荒的一种形式。2010年前后，关于耕地抛荒，曾引发学者广泛的探讨，彼时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，特别是南方山区农村，耕地抛荒现象已成逐年蔓延之势，大面积全年抛荒、杂草丛生的现象随处可见，只种一季中稻的隐形抛荒现象已成常态，“双季稻”逐渐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名词。

  爷爷奶奶年事已高，自然越来越无法承担高强度的农活，而父母这一辈，又在城里工作，耕地如何处置成了问题。2011年，经过家人的商量，加上全国开始整治耕地抛荒问题，爷爷奶奶终于同意把耕地转让给他人去种。至此，这块养育了我们家四代人的土地，彻底与我们告别了。

  但没想到的是，与耕地的不解之缘并没结束。今年春节，在团年饭的饭桌上，老爸得意地告诉我，他又回农村租了一块耕地。

  “可能是一种情怀吧。”老爸说，现在城市里生活的“60后”均面临退休，很多人都是从农村奋斗到城市来的，他们离开了土地，不再当农民，但当年老了，又会回想起曾经的岁月。他们单位不少人，就重新回农村去租土地种了，等到退休后就搬回乡下去。

  于是乎，转让掉土地进城，如今又要重新租土地回到乡下，人这一辈子，就是一个圆。

  老高有好几次机会彻底离开农村，，但每一次他都舍不得，选择了跟土地在一起。现在，老高后悔了。

  正月初七的西岭林场，气温接近零下30℃。大山脚下，一栋栋法式建筑新颖别致。下车深吸一口大山里的空气，清凉纯净，沁人心脾，眺望长空，通透无比。

  西岭林场是黑龙江伊春市218个林场中极为普通的一个，距伊春不到60公里，有林地5753公顷，292户人家，人口不足千人。

  “林场今天的生活面貌，做梦也没想到。”林场老职工于凤臣说，以前的房子是建场时盖的“简易房”，夏天漏雨，冬天漏风。苦了大半辈子，现在住上了小别墅，林场职工也不伐木了，都成了护林员，树慢慢的变多，空气能不清新吗？

  曾经的西岭林场，因林木茂盛而设置林场，采伐林木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。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就已出现了可采林木资源危机。“那时，我们天天忙着上山砍树、运材，这季节正是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哪天不往山下送几大解放车木头啊！”

  “后来木头砍没了，开始封山育林，大部分人员分流下岗，很多人外出打工，一年或几年回家一次，那日子才是难熬。”老于说。

  近几年，林业局与企业合作，由企业出资金，将林场及其周边居民撤并后，在原址建新民居，将闲置出的土地无偿交由企业开发生态旅游项目。

  现在的西岭人家，已彻底告别了以柴举炊的时代。当地还搞起了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，林场职工参股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。

  “过去砍了大辈子的树，如今，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安稳的活儿，一月五六千元轻而易举。”老于说。(于学军)